周四，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方上浦在刊文，表示將逐步取消微觀領域匯兌限制。

文章認為，在新形勢之下，應當堅持運用市場化手段，更大程度地發揮匯率等價格機制在外匯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減少行政性干預，理順外匯供求關系；按照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原則，推進外匯管理方式從事前轉向事中事后、從審批轉向監測預警、從資本管制轉向審慎管理。

方上浦在文章中指出，在下一階段外匯管理中，將建立宏觀審慎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制，完善微觀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系，以及建立健全開放、有競爭力的境內外匯市場。

在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制方面，方上浦表示將對外匯流動性和跨境資本流動進行逆周期相機調控和精準調控，并構建針對外匯領域風險的審慎性風險緩沖工具等。

針對微觀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系的完善，文章指出將基于審慎原則設定負面清單，逐步取消微觀領域的匯兌限制，并嚴控規避政策的投機套利行為。

在境內外匯市場的構建過程中，外管局將更大程度地發揮人民幣匯率在外匯資源配置、調節跨境資本流動、平衡國際收支中的基礎性作用，發揮靈活、彈性匯率機制對跨境資本流動沖擊的“自動調節器”作用，夯實外匯市場自求平衡的基礎。

當前，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處于調整期，各主要經濟體經濟結構和貨幣政策均處于再調整、再平衡過程中，跨境資本流動格局出現新變化。

當前，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處于調整期，各主要經濟體經濟結構和貨幣政策均處于再調整、再平衡過程中，跨境資本流動格局出現新變化。受此影響，我國外匯形勢也出現了深刻變化，國際收支從過去“雙順差”的格局轉為經常賬戶順差、資本和金融賬戶（不含儲備資產，下同）逆差。對此，外匯管理部門牢牢把握形勢的新變化，始終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兼顧便利化和防風險，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繼續簡政放權，推進外匯管理方式轉變，不斷增強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客觀、全面地認識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的新變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復蘇緩慢，貿易投資發展乏力，發達國家量化寬松政策步調不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加劇。從全球資本流動來看，這種不平衡的表現之一是，新興經濟體經歷了一個跨境資本流動從平穩流入到持續高漲，再逐漸回落、逆轉的完整周期。

從我國的情況看，2000年—2014年上半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呈“雙順差”態勢；2014年下半年—2016年，國際收支從持續“雙順差”進入到了經常項目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的新格局。與資本被動流出的本質不同是，我國資本流動的格局映射的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和改革開放的新階段、新亮點。

一是居民財富不斷積累，境外旅游、留學需求不斷升高。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居民收入持續上升，個人財富不斷積累。2015年，我國人均GDP已達到8016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在這一背景下，國內居民境外旅游、留學需求的日益上升，應是符合國際發展規律的一種變化。2015年和2016年，我國居民境外旅游（含留學、探親、商務、就醫等）購匯分別為2708億美元和3224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7%和19%。

二是“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穩步推進，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快。過去幾十年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還很小，只有極少數中國企業有意愿、有能力并獲批開展對外投資。近年來，隨著我國人均GDP的不斷攀升，我國“走出去”和“一帶一路”戰略的政策效果持續顯現。國內企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進行投資配置，深度融入國際市場，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猛。根據商務部的統計數據，2015年，我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創下1180億美元的歷史最高值，成為全球第二大投資國；201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達1701億美元，同比增長44.10%。

三是外債償還進程趨穩，高杠桿經營風險逐步釋放。償還外債是近年資本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2011年—2014年，我國外債余額穩步增長，并在2014年末達到近年來的最高點1.78萬億美元；2015年以后，我國開始有序進行對外債務償還。通過減少境外融資、償還對外債務，有效降低了外匯風險敞口，避免了過多積累外債而可能引致的匯率風險。目前，部分資本流出壓力已得到釋放，企業對外債務去杠桿化繼續放緩，尤其是外幣債務。2016年二、三季度，我國外債余額出現緩慢回升，至2016年9月末，我國全口徑（含本外幣）外債余額為1.43萬億美元，外債規模逐步趨穩，外幣外債去杠桿過程基本完成。

 

便利化與防風險是當前中國外匯管理的兩塊基石

在新的國際資本循環流動格局下，便利化和防風險是我國外匯管理的兩條主線，必須統籌兼顧，不可偏廢。近年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與世界深度融合，聯系更加緊密。外匯管理堅持穩中求進的原則，圍繞“三去一降一補”，切實服務實體經濟發展，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

堅定不移推動外匯管理重點領域改革，積極支持新業態發展

服務實體經濟是外匯管理部門始終堅持的方向。為便利企業開展跨境貿易投資，支持企業深度參與國際市場，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外匯管理部門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簡政放權，不斷深化重點領域的外匯管理改革，始終寓管理于服務之中。

一是積極支持跨境電子商務等新業態的發展。將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范圍擴大到天津等12個城市；將支付機構跨境外匯支付業務試點范圍擴大至全國，并放開地區限制、下放審核權限、提高單筆限額、擴大支付范圍。截至2016年12月末，試點業務規模累計達215億美元，表明跨境電子商務等新業態正在健康蓬勃發展。

二是直接投資實現基本可兌換。在對外直接投資項下，資金來源和匯出核準由事前審批改為事后登記，企業外匯資金來源進一步擴大，匯出手續進一步簡化。改革后，境內企業“走出去”在匯兌環節僅保留登記管理，相關業務下放銀行辦理，大大便利了企業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

三是完善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為落實國家“十三五”戰略規劃，提高我國企業國際化經營水平，培育更多高水平的跨國公司，2012年，啟動了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試點。試點打破限制，大大降低了跨國公司成員之間的交易成本和融資成本，有的跨國公司僅財務成本一項一年就節省了上億元人民幣，有的跨國公司每年減少近90%的結算量，資金使用效率大幅提高。

四是設立基石投資者專項外匯額度以支持境內企業赴港上市。設立專項外匯額度，用于支持境內企業在港一級市場上市募集資金后再調回境內。該舉措既有利于緩解赴港上市的境內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降低了高負債率的風險，也為具備境外投資資格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基石投資者），增加了投資渠道，有利于拓寬海外業務。

堅定不移深化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服務貿易投資便利化

金融開放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也是在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優化全球金融資源配置的內在要求。作為金融開放的排頭兵，外匯管理部門按照國家統一部署，積極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

一是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實施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改革，放寬額度限制，簡化審批流程，擴大境內資本市場開放程度；改革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外匯管理，調整額度管理方式，簡化額度審批管理，取消了資金匯入的期限要求，資金匯出也不設比例與分期匯出的限制，提高了對RQFII和QFII機構外匯管理的一致性；全面實施外債資金意愿結匯，大幅削減了資本項目收入及結匯用途負面清單，進一步便利和規范市場主體資本項目交易。

二是推動外匯市場發展。外匯市場是國際經濟交流和資本流動的重要載體。外匯管理部門支持外匯市場發展，不斷夯實外匯市場基礎：豐富交易品種，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推出標準化遠期和期權交易，滿足多樣化匯率風險管理需求；擴大市場主體，構建多元化的市場主體層次，截至2016年底，銀行間外匯市場共有597家機構，其中非銀行金融機構73家、非金融企業2家、境外金融機構59家；支持和推動外匯市場自律，理順外匯市場供求關系。

三是推動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外開放。2016年5月，進一步改革和簡化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相關外匯管理，不設單家機構限額或總限額，資金匯出沒有鎖定期及分期匯出的安排，直接到銀行辦理資金匯出/入和購/結匯手續，為境外發行主體和投資者進入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提供更多便利。銀行間債券市場改革措施推出以后，截至2016年底，已有180家境外機構/基金在上海總部注冊備案。

堅定不移改革跨境融資管理模式，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近年來，隨著我國“走出去”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我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融資需求日益上升。為了便利企業合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外債、對外擔保、外債轉貸款等相關審批相繼取消，以支持企業拓寬海外投融資渠道。

一是積極配合人民銀行，將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試點擴大至全國范圍內的金融機構和企業。為服務企業“走出去”，取消外債事前審批管理，金融機構和企業在與其資本或凈資產掛鉤的跨境融資上限內，自主開展本外幣跨境融資。這進一步豐富了境內市場主體，特別是中資企業的融資渠道，降低了其融資成本，可以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二是取消所有與跨境擔保相關的事前審批。落實“國民待遇”原則，統一中外資企業外保內貸政策，解決境外投資企業境外融資難、授信不足等問題，有利于支持境內機構“走出去”做大做強。據測算，改革后，企業完成擔保項下融資的時間由至少1周縮短至1天，節約財務費用約2個百分點，緩解了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堅定不移打擊跨境違法違規行為，維護外匯市場正常秩序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金融監管理念發生了新變化，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審慎管理，已成為包括基金組織在內的許多國際組織和國家的共識。這為我國在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過程中轉變外匯管理方式、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提供了有益借鑒。

一是加強真實性、合規性審核。真實性、合規性是外匯管理的基本原則，貫穿于外匯管理的各個時期和主要項目。加強真實性、合規性審核的核心，是要對有真實貿易投資背景的正常用匯需求予以充分滿足，加強事中、事后管理。

二是搭建銀行自律平臺。銀行是外匯管理政策傳導的重要紐帶，是落實外匯管理政策、把好真實性與合規性審核的關鍵環節，也是簡政放權后加強事中、事后管理的重要抓手。近年來，外匯管理加強了對銀行外匯業務實施“展業三原則”的指導，支持銀行細化內控標準和操作規范，強化真實、合規和風險管理，加強對分支機構的監管，把好外匯業務審核關。

三是增強跨境資本流動統計監測和預警能力。近年來，外匯管理部門不斷強化風險防控的統計、監測和預警能力：構建與國際慣例接軌、具有中國特色的跨境資本流動統計體系；建立適應可兌換需要的跨境資本流動全口徑監測體系，運用大數據挖掘等現代統計技術和方法，加強日常監測分析；構建國際收支和跨境資本流動預警體系，密切關注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國內經濟基本面等因素，提高對外匯形勢預判的科學性、準確性。

四是依法打擊騙匯、地下錢莊等外匯違法違規行為。加強系統建設和非現場監測，提升對外匯違法違規行為打擊的精準度；加強打擊力度，適時、靈活開展針對重點渠道和主體的外匯核查和檢查，提高監管的及時性；不搞“一刀切”，精準發力，保持對非法騙匯、地下錢莊等違法違規行為的高壓打擊態勢，切實提升外匯監管的有效性。2016年，共查處外匯違規案件近2000起，共處罰沒款約4.3億元人民幣。

 

堅持以改革實現便利化與防風險的統一

當前，雖然我國跨境資本流動波動性有所加大，但中國長期向好的經濟基本面沒有改變，我國外匯形勢在基本平衡中趨向穩定的趨勢沒有改變。新形勢下，外匯管理將不忘初心，繼續統籌兼顧好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和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的關系，深化外匯管理改革，轉變外匯管理方式，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進一步增強外匯管理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同時，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維護正常合理的外匯市場秩序。重點要把握好四個方面：首先，堅持運用市場化手段，更大程度地發揮匯率等價格機制在外匯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減少行政性干預，理順外匯供求關系；其次，實現監管一體化，加強本外幣跨境政策協調，研究推進本外幣一體化監測分析和協同監管；再次，按照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原則，推進外匯管理方式從事前轉向事中事后、從審批轉向監測預警、從資本管制轉向審慎管理；最后，強化審慎管理職能，有效運用宏觀審慎管理工具，防止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

為此，下一階段外匯管理將重點圍繞以下幾方面展開：

一是建立宏觀審慎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制。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的預警和響應機制，對外匯流動性和跨境資本流動進行逆周期相機調控和精準調控；豐富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工具箱，完善跨境資本流動逆周期調控政策工具，構建針對外匯領域風險的審慎性風險緩沖工具等。

二是完善微觀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基于審慎原則設定負面清單，逐步取消微觀領域的匯兌限制；以“展業三原則”為基礎，加強銀行外匯業務真實性、合規性審核；繼續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打擊力度，維護正常有序的外匯市場秩序；構建政府監管與市場自律并行的管理框架，充分發揮銀行作為外匯管理部門與市場主體間的橋梁作用，有效傳導政策，嚴控規避政策的投機套利行為。

三是建立健全開放、有競爭力的境內外匯市場。要更大程度地發揮人民幣匯率在外匯資源配置、調節跨境資本流動、平衡國際收支中的基礎性作用，發揮靈活、彈性匯率機制對跨境資本流動沖擊的“自動調節器”作用，夯實外匯市場自求平衡的基礎；增加外匯市場的深度，豐富交易工具、增加交易主體；建立分層、包容的交易平臺，完善外匯市場基礎設施建設；轉變外匯市場監管方式，賦予市場主體產品創新的靈活性、金融展業的主動性等。

四是夯實跨境資本流動統計監測體系。完善產品體系，建立既符合國際標準又能滿足審慎管理需要的外匯統計體系；完善采集體系，強化數據采集的制度基礎；完善利用體系，構建服務宏觀和微觀審慎管理的跨境資本流動數據系統；強化系統支持，構建外匯管理大數據平臺。